王方晨《暗处之花》：恶之花如何盛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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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25-06-23 09:32:00
作者：肖涛
“暗处之花”，其实也是“恶之花”。何谓恶？即人性痼疾与精神枷锁。小说中，这人性痼疾与精神枷锁，却偏偏要负载于一个土名叫捡妮而学名叫珍妮的女知识分子（大学博士学历的女教师）身上，成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付出了弑父的冷血筹码。
用匪夷所思来形容王方晨的这个小说也不为过。毕竟我们耳熟能详的忘本孩子的故事多矣，似乎皆与男性有关。且这男性忘本也大都与“娶了媳妇忘了娘”的民俗谣曲相关：传统和乡村的血缘伦理一旦与城市、生存、贫富发生意义上的链接，难免会碰撞出一些情感火花，导致本来就关系紧张、位置偏颇的儿子家庭，因乡巴佬父母的意外出现，进而发生一些附着于婆媳关系或父子反目中的错位和离合。唯独王方晨例外，他偏要写一个绝色才女的忘本故事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父无母、斩草除根的绝情传奇。实在是出乎我们俗常读者的阅读期待。
我要问的是，这“恶之花”真的会发生？抑或是这“恶”仅仅来自于王方晨的某些情绪而来，使得他大胆臆造虚设，敢于笔走偏锋，从而在并不富裕的小说主题丛林中，探求另一种可能？我们还是摘录几段来自本文的珍妮的言谈，从而窥测其言辞背后的隐含所指：
“你们是我的父母，我就该爱你们，是吗？”乔珍妮说。她短暂地笑了一下。“生我的就是我爱的，谁的定规？这是一定的，是吗？为什么不能不呢？是你们要的还是我要的？为什么我就不能要我的？如果我不要呢？你能不能回答我，父亲？这很简单。对我来说这很简单。但你如果能够回答我，我就跟你回去。”
这些话乍一听来，可谓大逆不道，不由会想到“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驴肚子里去了！”当年朱文《我爱美元》中，“我”跟父亲同样振振有词地谈论写作和性的问题时，那种震惊感是不是死灰复燃？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》中的“我”从父亲旅馆出来二番回去后质问父亲为什么不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同样认为其语惊世骇俗？照时代语境转换和推移来揣摩，珍妮的这番话未尝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处世态度，一种比较现代的新人类生活伦理，开始在如珍妮这样的一代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其主宰性理念。它表征了一个纯粹自由的“自我”所要祛除的就是心理重负、血缘伦理和家园情结，就是被各种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规约而成的那个不堪重负“大我”。
这个“大我”如何而来？一言以蔽之，乡下人。乡下人处处“可怜”，珍妮认为，“只有可怜的人才做可怜的事，可怜的人才做好事。”正是这种本属正常的“可怜感”却让珍妮产生了心灵与自我的乖谬变异。
“为什么你们会让我觉得自己可怜？”她轻轻说，“为什么你们让人可怜？为什么可怜的人会是我的父母？我不甘心。”她摇摇头。“我当时就感到自己受了羞辱，极大的羞辱。可那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，是你们，是你们的麦子，你们的棉花，你们的黄豆，你们的倭瓜大葱，是你们的土地，你们的棉袄棉裤，你们的家，那里的一切———是你们，让我感到自己……可怜。”
一切性情变异、事相突发的来龙去脉，由此也就有迹可循，顺理成章。乡下文化塑造成的邻里关系、处事态度、朴实人格，在遭遇都市“现代性”的冷漠文化之“羞辱”时，碰撞出了“可怜感”。它逼迫捡妮必须成为珍妮，使得珍妮只有弃绝父母之根、就要切断田园牧歌想象、惟有阻塞任何土地情缘，才能在断裂、破碎、迷惘的现代关系组合中重塑自我与身份认同。也正因此，她的任何举措言辞，也就有了悲剧意义。它不由得令人想到一百多年来的“进城故事”，那些个发生在美国德莱赛笔下的珍妮姑娘、嘉莉妹妹和中国曹禺之陈白露们的故事，依旧在小说家笔下衍生、拓展、播撒。
乔珍妮拒不回乡探母、拒不认乔兔子为父并将其推下楼梯摔死等等极端之恶，其实也是“乡下”之善与都市之恶碰撞间产生的个体悲剧。个体悲剧，即全人类的心灵悲剧。我认为，王方晨的这个小说并不仅仅凭借“城乡”结构来编缀人性善恶变异主题，而是通过对空间变换中各种物细节和小意象之隐喻意义的赋予、呈示，着力于对人物言谈隐含部分和心灵深处地带的勘探挖掘，从而逻辑严整地演绎出了珍妮善恶观偏转的“心灵辩证法”。
作家简介：
王方晨，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老大》《公敌》《老实街》《花局》《地啸》《大地之上》，作品集《凤栖梧》《不凡之镜》《王树的大叫》《祭奠清水》等，共计千余万字。
曾获《中国作家》优秀短篇小说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、百花文学奖、中华宝石文学奖等。
壹点号王方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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